，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