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不拒。
道家走的是“精英路线”，策略南辕北辙，道家的山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无论在山野之间亦或是都市城池，几乎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才会加入，这就导致道家虽然具有更高层次的话语权，但是在单纯的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大唐当下施行的租用调制是一种混合型税收制度，其中“租”是收取土地的租税，“庸”和“调”实质意义上都是按照人头来收取税赋、摊派徭役的，如此一来，佛门就会大大吃亏。
向佛道两派加税的原则是双方所承受之损失大致相当，故而都不愿因为自己的拒绝、抵抗导致对方得到朝廷的优待，可若是其中一方对比另外一方损失更大、加税规模不成比例，岂能同意？
必然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房俊对此胸有成竹：“有古至今，税制都是一直在变化的，从来都没一项完美的制度，只能是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权衡出一个更为合适的制度。租庸调在帝国初期是非常合适的税收制度，但是现在随着土地的逐步兼并、商业的迅猛发展、人口的爆发增长，可以想见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必然出现种种弊端。”
马周颔首赞同：“别的且不说，单只是‘租’这一项已经显现出弊端了，以京兆府为例，‘均田制’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那些户籍人口大多数已经没有了记录在册的土地，这一部分自然成为那些人的巨大负担，土地被兼并，无所产出，拿什么缴税？这还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偏远的地区譬如江南甚至岭南，只怕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兼并可以遏制，却不可消除，区别只在于速度快慢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民无恒田、居无恒产，无以计数的百姓流离失所，然后没了活路的百姓揭竿而起、天下烽烟处处，或是两百年，或是三百年，这就是王朝的寿数。
房俊道：“既然如此，吾等高居庙堂之上自然不能尸位素餐，总要尝试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行。”
刘洎问道：“计将安出？”
“何不尝试将税收之基础由人头转变至土地？人或存或失、或贫或富，但土地永远在那里，永远有产出。有土地的人根据产出缴纳赋税，失去土地的人无需承担赋税，岂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均衡财富，避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危险？此举干系重大，不能贸然在天下施行，何不趁此机会在佛道两派予以试行？朝廷可派人全力监控、管理，随时根据现状做出调整，若弊大于利，则至此而止，佛道两派正值斗争之时也掀不起太大风浪，若利大于弊，则可在天下诸道择选一些州府扩大试行范围，直至通行天下。”
闻言，武德殿上一片寂静、落针可闻。
刘洎脑中嗡嗡作响，喉咙发干、浑身颤抖，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