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不怎么懂日语。靠粗陋的翻译，读的十分不过瘾。
赵天麟写了封信，请外交部的人帮忙把信转交给何锐。很快，赵天麟就接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何锐几本书的汉语版本手稿。
何锐不仅送来了手稿，还附送了印书的钱，请赵天麟把书印出来顺便再国内学界散发。赵天麟读完之后对何锐颇为欣赏，当即行动起来。这些书每一本都印了数百册，按照欧美习惯，向京津两地学校写信推荐，请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收藏，向青年学子推荐借阅。
各个大学也都给赵天麟个面子，收藏了何锐的这些著作。两人自此成了笔友，经常书信往来。
听赵天麟想交流，何锐郑重保证：“当与赵兄聊到尽兴。”
两人虽然当了一年笔友，却是第一次面对面的畅谈。从世界局势，到欧美的思想学术。赵天麟聊的畅快。聊完几个话题，赵天麟又问道：“何兄刚从日本回来，如何看国内的局面？”
“不知赵兄怎么看？”
“当下各地督军当政，横行不法。国家这么下去怎么能好。”
“赵兄所说的没错，中国此时已经政令不通，军令不畅。再这么下去，只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赵天麟叹息一声，“唉……何兄以为，若是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完备法律，可否能扭转当下的局面。”
何锐莞尔一笑，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欧美有些迷信，总是幻想照搬照抄一些条例制度，瞬间扭转政治局势，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下笑着问道：“赵兄是哈佛法学博士，以赵兄看来，法律制度能在国家中起到什么作用？”
赵天麟微微一怔，倒不是问题深奥，而是太过简单，他并不认为何锐连基本的法律制度概念都不知道，便试探着问道，：“请何兄指教。”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用法律或体制工具实现三个目的：其一，对国家社会财富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配；其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政府公共产品服务如国防、治安、医疗、教育等等；其三，为国家社会秩序运行所产生的成本进行摊派。”何锐严肃的说道：“所以它本身无所谓救国救民，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赵天麟大为惊讶，这套理论与当前的法律界的公平正义理论认知颇有差异，但又很有见地，不禁追问道：“难道何兄以为，我们不应该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实现公平正义以及推动整个国家兴旺强盛吗？”